您正在浏览:主页 > 网页游戏SF > 史可法 de 悲壮
作者：网页游戏公益服 来源：http://www.banruo.net 时间：2019-12-08 00:25
很明白的，乡试以上考试，三年一次，而乡试、殿试相连——头年乡试，次年殿试（殿试前头有会试，从结果论，会试是殿试的“前奏”，简便起见我们将它略而不谈）。所以，史可法不可能同一年既中了举人，又中了进士。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错误。明代乡试以上考试，除了三年一次，还有年份上的规律： 子、午、卯、酉年乡试，辰、戌、丑、未会试。 这规律来自中国干支纪年法，我们避其繁琐内容，略而言之：凡乡试年份，必含“子、午、卯、酉”四字中的一个；凡殿试年份，必含“辰、戌、丑、未”四字中的一个。而1626年，岁在丙寅，既不可能有乡试，也不可能有殿试。在“三年大比”的循环期中，一年必有乡试，一年必有殿试，另外一年轮空，而1626丙寅年恰好就是轮空年！当然，中国的朔闰法是很麻烦的东西，汉学家有所疏忽与误解，不足为奇。但它提出或警示于我们的问题，却不能不注意，那就是迄今为止有关史可法的研究，的确处在相当粗糙的状态。我们不会苛求高鼻深目的洋人，但不能不躬问中国史学自身的不足。比如说，到现在我们连一本靠得住的史可法年谱都没有，否则，魏斐德教授大约是可以避免1626年举行过乡试、殿试那种纰漏的。 本文的写作，也因此不得不与最早的打算有所不同。当初，我于这篇文字的设想，是想凭借丰富翔实的已知材料，就史可法展开一番深入解读，重点放在他内心世界的探索，而不是作传记或生平的研究。现在发现，一些基本的研究或考证，已经绕不开。比如生年问题，如果不解决，以后每件事可能都受它的羁绊；何况像这样一位历史人物，对他生命轨迹含混了事，我们又于心何忍？总之，我们只好在基本思路不变的情况下，兼顾少许的考辨工作，虽不免有些不伦不类，却是没有办法的事。 首先从破解史可法生年论起。过去官史及私史所以对史可法生年无明载，并非行文上的疏忽，而是确无一眼可见的材料。明末的官方史料流失厉害，崇祯以后便无“实录”。而在个人笔记、回忆录、亲历记方面，当时写作非常活跃，如《弘光实录钞》、《耐玩页游屑》、《甲乙事案》、《南渡录》、《幸存录》、《烈皇小识》、《圣安本纪》等等，内容虽大量涉及史可法，但以我读到的论，均未提及其生年或适时的年龄（据之可推算生年）。另外，史可法自己的著述中，也没有明确直接的表达。再者，他主要是官员、政治家，不像学者和著作家有众多且富于连贯性的著述，可从中稽索、分析生平经历。我曾细读所见到的他每篇诗文和书信，找寻一语自述年龄之字句，而无所发现。所以二十世纪前，关于史可法生于何年并无明说。三十年代，终于出现了第一个明确说法，即朱文长《史可法传》的“1602年”说。前面已讲到，由于史可法研究意外地贫匮，很长时间中朱书几乎是有关史可法生平的仅有成果，这导致了他的“1602年”说影响极大。1962年，有关方面以该年为“史可法诞辰三百六十周年”，并邀诸多名流题辞，明显当时，“1602年”说之外，已出现“1601年”说，但魏斐德还是倾向于朱文长“1602是取信此说。甚至到了八十年代，魏斐德教授谈到这个问题仍认为： 史可法生于1601年（据刘约瑟：《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》）或1602 年（此说较可信。见《史可法传》，第99-106页）。。他只是简单地指出朱说“较可信”，而对“1601年”说何以不够可信，未具体说明。据魏著所附“西文引书目录”，刘约瑟（Joseph Liu）论文于1969年在巴黎发表。原文我们无缘得见，唯借魏斐德观之，刘约瑟的说服力不及朱书。 但眼下，我即刻就此做个了断：“1601年”、“1602年”两说之间，前者百分之百可靠，后者百分之百错误。之所以说得这样果断，是我手里握有铁证。也因此，我推测刘约瑟虽然主张“1601年”说（很好奇他是怎样求出这结论的）却并不知道这条铁证，否则，如其论述是循此而来，魏斐德绝不可能晚至八十年代仍倾向于朱文长“1602年”说。 那条证据，说起来不很偏僻，虽非一眼可见，但材料读得稍细一些，又肯略费工夫予以解读，其实不难发现，然后豁然开解。它见于崇祯八年（1635），史可法为致祭左光斗墓而写的祭文： 盖师素擅文名，更称冰鉴，当其提衡冀北，八郡群空，法甫弱冠，亦随行遂队，步诸生后，声名固寂如也。师不以为不才，而拔之以冠八郡，且谓法曰：“尔当于卯辰脱颖去。”维时法未之信，不虞两试暴腮，果以卯辰售也。从来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？ 这段话，回忆了当年左光斗对自己的赏识与发现。内有三处关键字句，即“弱冠”、“两试暴腮”和“果以卯辰售”。“弱冠”最好解，古时年二十举成人礼，《礼记》：“二十曰弱，冠。”“暴腮”典出《太平御览》：“河津一名龙门，巨灵迹犹在，去长安九百里。江海大鱼洎集门下数千，不得上，上则为龙，故云暴腮龙门。”后借以喻举业成败，金榜题名曰“登龙门”，失利曰“暴腮”。“卯辰”，指含有卯字、辰字的两个年份，以史可法当时实际论，只能是丁卯年（1627）和戊辰年（1628）。加以串通，这段话是说：史可法二十岁那年，左光斗预言他将于丁卯、戊辰之际脱颖而出，而史可法当时不敢相信。之后，他两次投考均失败，却果然在丁卯年成为举人、旋于次年亦即戊辰年高中进士。据此，我们完全确定了史可法生平两个重要事实：第一，他当上举人是1627年、取得进士是1628年，绝不是魏斐德说的1626年，更不是同一年既做了举人又做了进士。第二，“果以卯辰售”之前，曾“两试暴腮”，亦即参加过两轮乡试，依“子、午、卯、酉年乡试”的制度可知，两次失败的考试分别为辛酉年（1621）和甲子年（1624）。另外，同样很明了的是，左光斗道出预言是在“两试暴腮”之前，因而可知“法甫弱冠”必非1622年，否则丁卯年之前史可法便仅有一次乡试机会，而无从“两试暴腮”——归结一下：史可法“弱冠”为辛酉年（1621），是年，他受左光斗知遇、得其预言，且于当年首次乡试而告失利，又于甲子年（1624）再次失利。 就此结论大白：史可法生在1601年（万历二十九年），而断乎不是1602年。算来，今年（2011）正是史可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。能在这特殊时刻，赶在2011年结束前几天，澄清他的生年问题，我觉得欣慰。然而，较之大量存在的讹误，这点欣慰又微不足道。我再举一个例子。马其昶所著《桐城耆旧传》，于左光斗传中说：“及公逮系，史已举于乡矣。”称史可法中举，在左光斗被逮（天启五年）之前。《耆旧传》突兀具此说，对其由来所本，并未交待。但我们分明从史可法自述得知，他的中举在丁卯年（天启七年）。那么，马其昶是怎样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呢？我推测是因为两点：其一，他应该没有细读过《史忠正公集》；其二，所本为方苞《左忠毅公逸事》，然而又误读了它。方文中有句：“及试，吏呼名至史公，公瞿然注视，呈卷，即面署第一。”马其昶之误盖即由这句导出，出错原因是以为这次考试是乡试，而将“面署第一”误为左光斗当面取史可法为头名举人。其实，这是一次童生“入学”考试。《明史》：“士子未入学者，通谓之童生。”“生员入学，初由巡按御史，布、按两司及府州县官。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，专使提督学政。”“提学官在任三岁，两试诸生。”《明史》又载，1620年（该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，也是泰昌元年），左光斗“出督畿辅学政，力杜请寄，识鉴如神”，也即《左忠毅公逸事》所称的“视学京畿”，它在左、史相遇的前一年。次年，左光斗作为畿辅学政外出巡视途中，慧眼识珠，发现史可法，于同年生员入学考试中将其拔为头名，史可法就此从“童生”成为“诸生”，亦即俗称的“秀才”。对此，我手头有陈耀东《方苞刘大魁姚鼐散文选》一书，其就方苞“面署第一”所作注释，才是正确的：“当面批上取中秀才第一名。”我们当然很不解，马其昶应该没有犯上面那种错误的可能——他列《清史稿》十名总纂之一，还是清末桐城古文名宿——然而，又确确实实犯了。连这样的硕学大家，笔下都不免讹舛，那么与史可法有关的史实，其淆溷之严重，似乎怎么估摸都不算过分。
<<上一篇：除了《哆啦A梦 牧场物新开网页游戏公益服语》另有《牧场物语》新作在开发中 >>
<<下一篇：解密张献忠“梓潼之战”，三过梓潼放下屠刀。 >>